第(3/3)页

    三

    晚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进行全方位的蚕丝业改良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它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却经历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

    作为蚕丝业改良运动的前奏曲，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上海出现了我国第一批近代缫丝工厂，但它们最初的命运蒙上了几分苦楚，当第一批丝厂在广东南海创办时，乡间以旧法缫丝者、抱残守缺之士“咸非笑制”，指责男女在同一厂房工作有伤风化，高耸的烟囱有伤风水，汽笛响声如鬼叫，等等，不一而足。70年代末，南海竟然发生了数千乡民捣毁丝厂、哄抢丝货的事件，并酿成人命血案。地方当局在处理该案件时，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一方面追究杀人越货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谕令受害者――南海各丝厂“克日齐停工作”[36]。10多年以后，当有人禀请开设丝厂时，地方当局仍以“商民设立机器，专利病民”为辞，不许“擅制”[37]。80―90年代上海出现的几家丝厂，因位于通商都市，没像南海那样遭到守旧势力的直接干涉，但最初由于尚未建立稳固的原料市场，技术不熟练，以及受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影响，步履维艰，连年亏损、经营困难。曾为近代蚕丝业教育和改良作出过卓越贡献的浙江蚕学馆，创办之初也是历经磨难，在夹缝中求生机。杭州太守林迪臣抱着振兴蚕业的宏愿而创办蚕学馆，然而他本人则因戊戌维新的失败而忧愤成疾，尚未见到第一届学生毕业便抱恨而逝。1902年，浙抚任道?为给刚刚故去的李鸿章立专祠，竟满口胡言：“浙本蚕桑，农民素习蚕桑，蚕学馆无甚作用”，拟下令停办蚕学馆改进李祠。1906年，冯汝?抚浙时，“蚕学馆成就卓著，正应扩充”，他却借口经费短绌，打算缩小其规模[38]。上述两议虽应浙省士绅的抗议、抵制而未果，但说明振兴与改良蚕丝业在这两位巡抚大人的心目中根本就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即使是在步履艰难的情况下，晚清蚕丝业改良也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其主要成绩可以按行业分别叙述如次。

    一、制种业。蚕种制造是整个蚕丝业生产的第一个环节，蚕种的优劣不仅决定着蚕茧的收成，而且影响到缫丝的质量乃至华丝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长期以来，各地农民均采用土种，“所含病毒，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39]。即使在蚕丝业最发达的浙江省，“农民所育蚕种，历系余杭、新昌、乘县，及太湖一带的自制土种，品质既劣，病毒又多”[40]，蚕种的粗劣构成了蚕丝业发展的致命伤。有鉴于此，改良蚕种成为初期蚕丝业改良的中心议题，它以1897年浙江蚕学馆的创办为嚆矢。该馆“以考验蚕种分方做子为第一要义”[41]，引进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的方法，以显微镜检查病毒，研制成改良蚕种千余张，推广试育后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收效。1899，浙江省“蚕事甚劣，收量视丰岁十之四五尔，而蚕馆所制种则大率十得**”[42]。随后，蚕学馆研制的改良种逐渐推广到外省。1903年，山东开始引进改良种。1907年，四川蚕务总局为了改变当地主要生产土种黄丝的状况，曾从浙江蚕学馆运来了诸桂、新元、新昌及轰青等改良白茧种[43]；同年，新疆也采用了江南改良种[44]。与此同时，广东开始研制改良蚕种，1909年广东农林试验场“试验第一次饲育广东蚕种，共分二法。一用框制蚕种试验，一用普通蚕种试验。框制之种，系用显微镜检查蚕蛾留其无毒者；普通之种，系普通养家蚕寻常制法未经检查者。今比较成绩，当以框制者为优。记框制之种，病茧甚少，节茧颇美；普通之种，惟微粒子病颇多，其茧质亦稍薄”。在同年进行的第3次试验中，改良种不仅产量高，而且“其茧质之厚，丝质之白，为广东轮月种（按：即广东传统的多化性蚕种）所罕见。”[45]

    二、栽桑养蚕业。栽桑养蚕是中国古老的行业，由于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墨守旧法，生产技术长期没有得到改进，有些地区则由于闭塞落后，一直鲜知蚕桑之利。鸦片战争以后，栽桑养蚕开始得到有识之士的提倡和各地官府的重视与推广，并在技术上有一定的改进。直隶蚕桑局1892―1897年间，从山东、四川采购蚕桑苗，劝民领种2千余万株，推广后蚕桑之利由原来的3州扩大到50余州县。河南蚕桑局1880年成立时，通饬41余州县领发桑苗近30余万株[46]。江苏丹徒、江浦、丹阳等县往昔蚕桑之利微薄，同治年间经地方官员的提倡，一时蚕桑大兴。光绪年间，在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省许多州县，推广蚕桑已成为当地官员的重要职责。即使在边陲地区，推广蚕桑也为社会各界所注重。新疆自古虽为丝绸之路的要道，但栽桑育蚕极为罕见，1874年“左宗棠在天山以南，提倡蚕桑，设蚕桑局于疏勒，教民育种、饲蚕、压条、采叶等法，更栽桑秧数十万株，给民领种，耗费巨万”[47].台湾巡抚刘铭传，曾派人“赴江浙安徽等省，搜集蚕桑之种，及其栽饲之法，编印成书，颁与人民，大为奖励，··········以筹蚕桑之业，一时颇盛”[48]。广西过去从无蚕桑，1879年马丕瑶任巡抚时,“派员赴粤购买蚕苗，分发恭城、平乐、平南、桂平诸县农民栽植，并购入粤省蚕种，教民育蚕”，1881年，“以事创伊始，为使农民得育蚕之方，于平南、恭城二县，同时设置蚕丝局，由马抚台亲董其事，广聘粤中技士，分负技术指导之责，是为推广蚕桑事业之嚆矢。”[49]

    甲午战争之后，各地在继续推广蚕桑事业的同时，侧重于新品种的引进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浙江蚕桑学馆除了研制和改良新品种以外，还大力考究伺育方法，如：蚕具消毒、调剂育蚕温湿度、切叶饲育、定时给桑、除沙防蝇。[50]山东常山县1903年从南方引进户桑和改良种，是为山东引进外省蚕桑品种的开端，随后还引入了新法催青[51]。新品种的引进和技术的改进带来了明显的效果。1898年江苏如皋蚕桑公社“所育日本及绍兴新昌县澄潭镇种蚕，案新法育之，大丰捻，成茧洁白精密，每八百两得丝百两耳”[52]。山东长山蚕丝分为南丝、北丝两种，“南丝光匀”，系引进江南蚕桑新品种的“同利公司所出，四乡亦渐推广。北丝即县境之丝，色暗质硬。现在农村亦渐改良。”[53]福建桑棉局在光绪末年派遣官费学生赴日留学研究蚕业，归国后采用日本新法，“所出之蚕丝蚕茧丝绵等，品质色泽均有可观”[54]。

    三、缫丝业。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上海出现的机器缫丝工厂，标志着我国有数千年传统的生丝生产技术开始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甲午战争以前，两地丝厂的总数约有80―90家。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设厂制造、兴办实业浪潮的涌现以及蚕丝业改良运动的深化，缫丝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广东在1894年共有丝厂75家，丝车26356部[55]；到1911年左右，丝厂增为109家，丝车增为42100部[56]。上海在1894年共有丝厂12家，丝车4076部[57]；到1911年，丝厂增为48家，丝车增为13738架[58]，其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广东。与此同时，缫丝工厂开始出现于全国其他地区，星罗棋布，给当地传统的缫丝业带来了新的气息。到1911年，浙江创办或申请创办的丝厂约有10余家[60]。此外，在四川、山东、湖北、广西等省也有一些机器缫丝厂零星地出现。

    这时期，全国各地还出现了一批虽然尚未使用蒸汽为动力的机器设备，但在生产技术上大有改观的手工缫丝工场。这类手工工场生产的生丝洁白光亮，条件均匀，其品质大大地超过了传统土法缫制的生丝而与近代机器缫丝大体一致，可供出口之用，因而人们在习惯上将这类生丝亦称为厂丝，以区别于土丝。到1911年，广东约有手工缫丝工场180家，四川约有手工缫丝工场18家，山东烟台有手工柞丝工场43家，辽宁有手工柞丝工场数家[61]。这类手工工场的出现，对于当地缫丝生产技术的改进与产品质量的提高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际市场的需求是近代中国蚕丝业发展与改良的杠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欧美国家丝织业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与提高，对生丝原料日益考究，要求生丝条分高、匀度好、拉力强，传统土丝难以达到上述标准，应运而生的厂丝则适应了国际市场的需要，备受海外用户的青睐，出口量逐年上升。1890年，土丝出口量为47847担，厂丝出口量为12575担；1900年，土丝出口量为43063担，厂丝出口量为35277担；1910年，土丝出口量为46215担，厂丝出口量为63969担[62]。在晚清这20年当中，土丝出口量徘徊不前，甚至略有下降，而厂丝出口量则增长了四倍多，总量超过了土丝。这表明，缫丝工业在近代中国显示出它的勃勃生机，厂丝在生丝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总的说来，晚清蚕丝业改良尚处于一个较浅的层次，其自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改进生丝外贸体制一直未加重视。中国近代蚕丝业与国际市场息息相连，长期以来，由于洋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运销和品级检验，使得华丝从国内生产到运往国外用户织造数易其手，不仅造成了华丝在国际市场转手价格层层加码，销路受限，而且还导致国内厂家与海外用户之间相互隔膜，供需双方信息不通，从而影响了中国蚕丝业的发展与改进。产供销一条龙这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晚清各地却没出现专门的生丝外销机构，缺乏蚕丝业走向世界的龙头行业，这无疑是晚清蚕丝业改良的一大缺陷。同时，在晚清蚕丝业改良运动中，各部门的进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则时兴时废，这也限制了其自身的效果。然而，坚冰已经打破，与蚕丝业有关的教育体系、研究部门、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的初步建立，制种、栽桑、养蚕、缫丝等领域新气象的呈现，表明晚清蚕丝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由传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为民国初期蚕丝业的进一步改良打下了基础。

    ——  看更多诱惑小说请关注微信  npxswz        各种乡村  都市  诱惑


    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