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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趁保安脱掉鞋子坐在那儿的空档，继续问他：“你有没有看到陶聆穿的鞋子呢？”

    　　保安搔搔头说：“这，确实想不起来了，当时看她慌慌张张跑过来，就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注意她的鞋子。”

    　　凌菲检查完毕，确认保安的鞋底没有血迹，我们就把鞋子还给了保安，等保安穿好鞋，我就示意他到三楼给我们重新打开了可莹老师的办公室。

    　　第二次复勘现场，感觉是不一样的，虽然尸体不在了，四处已经被侯宇廷弄得软七八糟，但现在我是带着问题来的，研究固然是深入了一个层次的。

    　　我在想，如果当时门是关上的，那反推起来就是这样，门是陶聆关上的，陶聆在看到可莹老师尸体之后，把门关上，然后去报告保安，逻辑上虽然行得通，但是对于一个七年级的女生来说，这就不是很符合常理了，保安说她是慌慌张张到他那儿去报告的，既然是慌慌张张，哪能在看到可莹老师的尸体之后还会去关门呢？而且她说是被杀，如果不是口误，那不仅仅是看到了尸体，而且很可能是看到了胸部的那把刀。

    　　这陶聆，目前来说，绝对有工作可做，侯宇廷昨天从现场提取到的儿童运动鞋鞋印位于可莹老师座位旁边，如果确认是刚拖过地的，那么这儿童运动鞋鞋印的价值就很大了，虽然不能直接比对，作同一认定，但是起码说明有学生进入，从放学到可莹老师被杀的间隔时间很短，在这期间内，很有可能有学生进入，至于是不是陶聆，那就要看陶聆昨天穿的是什么鞋子了，如果陶聆昨天确实穿的是运动鞋，那么感觉这味道越来越大了。

    　　我站在可莹老师的办公桌边，体会着侯宇廷昨天提取到鞋印的那个位置，这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我想侯宇廷一定是向刘大作了汇报，刘大也一定会去找陶聆，核实这些细节问题。

    　　我在现场转了半天，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这些问题，凌菲也在现场的各个部位仔细地观察，不时地提取了一些物证。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我对凌菲说：“你差不多了吧？要么我们去陶聆家看看？”

    　　陶聆的家就是在学校门口的这条大马路对面这片民工聚居地，我看车子很难开进去，就和凌菲俩拎着勘查箱，沿街走进去。

    　　陶聆家还是好找的，我们穿过一个小街区，从一个超市的侧门转过去，就看到了她家的门牌号。

    　　我正要上楼梯，看见了刘大站在那里，刘大见我来了，连忙说：“苏三，你过来一下，这里正需要你呢。”

    　　我随刘大到了墙角，刘大压低声音说：“陶聆这小姑娘，可能已经吓傻了，她半天一句话都不肯说，我真是拿她没办法，你看看以警察姐姐的身份试试，她会不会开口？”

    　　我说：“你们五大三粗的，准是把她吓坏了，过会儿我去试试。”

    　　陶聆的家在二楼，这里的房子都是统一建成三层的小楼房，是当地居民出资建设，然后出租给这些外地来的民工。

    　　我爬上二楼，陶聆家的门开在那里，陶聆坐在一条小板凳上，脚上穿着一双凉鞋，一位男民警正在那里做说服工作，旁边坐着的一个男人，估计就是陶聆的爸爸，他长得瘦瘦的，好像长期有病的样子，他见我进来，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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